研究社会群体的学者归纳出能力结构和权力结构这两种权力特征。能力结构即领导者具有超越常人的智商、体能、人格、道德等等；权力结构是指来自组织结构中法定职位的权力。我们不妨先把能力的意义简单梳理一下。麦克里兰创立的胜任能力模型归纳出能力的六种构成：动机、特质、自我认知、社会角色、知识、技能。这种对能力的综合界定又一次见证了人的社会属性优先，自然属性第二的真理。前四项能力是核心，但是这四项比较抽象也难度量，往往被有意无意的视而不见；后两项虽是外围，但是因为直观量化反而受到重视，平时我们说到能力时也只能想到知识和技能。管理者在日常的管理中一般不会去在意自己在行使权力时，到底是能力结构重要还是权力结构起关键作用，因为管理者认为这其实很难说清而且也无关紧要，如同大多数人力资源管理者不太看重西方人总结的“胜任能力模型”一样。这使得我们的管理者不能达到较高的境界。 小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西方人的工作生活特征，说西方人上班的时候严格遵守规章听从指挥，下班后生活很自由放任，其他人不能干涉其私人生活。我听了很是羡慕，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才知道这些说法不太客观。西方人并不是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就为所欲为，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也要注意个人行为对社会风尚和道德的影响。 现在可以来讨论能力结构和权力结构对管理者领导权威的影响权重问题，能力结构和权力结构究竟孰重孰轻要具体分析。总体上说，中国人更看重能力结构，西方人更看重权力结构，不论在哪种组织都是如此。这是基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而形成的基因性偏重，绝无中西方文化孰优孰劣的简单的单项选择问题。有些人忙于挖掘国人的劣根性，其实是一种误解和徒劳。 古希腊的时候，苏格拉底带领人们讨论的大多是权力的合法性、神圣性以及权力的制衡等话题。希腊人觉得一个城邦的首脑，如果不是从公众中被推举出来的，就是不可思议的，更没有合法性。这种文化基因传承到现在依然是西方主流文化的重要内涵。这使得西方人更看重具有合法性神圣感的法定权力，即权力结构。 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在教导（不是讨论）人们如何做到仁义、忠恕、孝悌、中庸等行为规范。孔子的仁并非很多人认为的是以爱为核心的概念，而是人之所以能被称为人、人还算是个人的标准，即人区别于动物的基本内涵。孔子用仁来总括做人的标准，从这个标准延伸出义、忠、恕、中、和、孝、悌等次一级的概念和内容。中国人的祖先一开始就把人的内涵、人的修养、人的人格、人的道德看得比制度安排重要。这就使得中国人更看重具有英雄、义士表征的楷模人物，即能力结构。 西方人认为权力就像能让人着魔的魔杖，假如一个人手里握着一根权力的魔杖，西方人首先看到的是权杖，而不太在意是谁拿着这根权杖；中国人首先看到的是这个人，然后辨别这个人有没有能力或资格拿这根权杖。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差异呢？是人为的吗？是中西方的祖先们一念之差留下的著作使然？显然不是。二十多年前我阅读一部中国文化史，记得书里有地缘环境派学者认为：一个地区或国家的文化体系的形成，主要受地理环境和人种的特质的影响较大。我一直认为这个观点是比较客观的，虽然其论点的支持论据还有待于进一步整理。 西方企业的管理者只要有法定的权力，就可以正式的发挥领导作用；中国的企业管理者有法定的权力不一定好使，因为中国人首先看人对不对，先不管法定不法定。归纳成一句话：中国人认人不认权，西方人认权不认人。中西方对权力的观照如此不同。 我们的企业管理者如果对这些本质的差别不了解，管理上只会事倍功半、无功而返，甚至错都不知道错在哪里。从正面来看，中国的企业管理者要想获得成功，取得管理效率，首先必须修炼好自己的能力，包括人格、智商、情商、知识、道德、技能等；其次要特别注意洁身自好保持廉洁，远离灰色动机和行为。这样在获得能力结构的前提下，就能很好的稳定权力结构，行使法定权力。 这篇文章对那些盲目套用西方管理理念、管理方法、管理模式的中国企业管理者也有一定的提醒作用 。